去年10月间在北京，见到了余杰。他告诉我，他策划了一套“新青年文丛”，所收作者差不多都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。我对这套书很有兴趣，问他什么时候可出版？他说很快就可以见到了。他特别对我提到了杨竞的一本书《林中响箭》，并给了我一份这本书的清样。对于杨竞我还一点也不熟悉，只是在报刊上常见他写的零散文章，留意过，但并没有太深的印象。回家看他的这本书，很有一些感想。
杨竞的文章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写作呢？我想了想，认为是一种“青春写作”。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说法，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考虑。因为杨竞是一个青年，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，青年写的文章，我以为并不都是“青春写作”，有些年纪很大的人也有“青春写作”的时候，像台湾李敖、柏杨、龙应台，他们早年的文章都有“青春写作”的特色。“青春写作”是这样一个意思，它主要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充满激情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缺乏理性；它有鲜明的立场，但那个立场又是不稳定的；它的文字风格是那种初看非常有才气，但细读又不是很有回味余地；它对现实有强烈的批判色彩，但它的力度又多是感情的一时宣泄。对于“青春写作”，我的态度是这样的：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文字，这样的文字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。每个人都有“青春写作”的时候，但每个人却不能永远保持这样的“青春写作”姿态。所以希望杨竞和他的朋友们能够早意识到这一点，既要写这样的文字，但又不满足于永远写这样的文字。
“青春写作”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如果生活里没有这样的写作，那我们的生活就太沉闷了，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文字给沉闷的生活以活力。这套“新青年文丛”中多是这样的文字，这是生活给予的，生活也需要这样的文字。杨竞的那些文章都有他的思考在里面，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很多分析和批判是非常有力的，这样的文字给我们的启示很多。但杨竞在判断事物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偏激的地方，这偏激有时还不是态度上的，而是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所带来的。我所以把他的文章认为是一种“青春写作”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我举一个例子。
他在书的“自序”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早在70多年前，类似故事也时有发生。1922年，胡适在北京拜见了清废帝溥仪，当看见‘真龙天子’时，胡先生不由双膝发软，低眉顺眼，颤声叫了一声‘皇上’，此时离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，只有区区六年时间。五四主帅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人文状况在不如五四时期的我辈？”这些话初看很有力，但不能细加分析。这个失误和当年余杰批评钱穆一样，都不是知人之论。关于胡适见宣统的事，杨竞用的还是经过意识形态改造以后的评价，而这个评价根本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件事，胡适当年就在《努力》周报上写过一篇《宣统与胡适》的短文，把那些认为胡适见了宣统“请求免拜跪”的捏造说清楚了。胡适只对宣统行了鞠躬礼，这实在没有什么过错，这是人与人之间起码的礼貌。再说，胡适向宣统“拜跪”，谁见了？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，没有材料能证明的。我们过去常用这件事来打胡适。杨竞这样的青年，在90年代也还用这样的材料，我确实有点担心。对这件事，我还想多说一句。胡适见宣统时是32岁，那时宣统只有17岁，他的身份是世袭而来的，与他个人没有什么关系，那是由不得他的事。他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清废帝，就不尊重他的人格。在这一点上，还是胡适这个人了不起。他当年就说：“这是50日前的事，一个人去看一个人，本也没有什么稀奇。清宫里这位17岁的少年，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，很可怜的；他在寂寞之中，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，这也是人情很平常的事。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，还不曾洗刷干净，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，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，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。”（胡颂平编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》第2册500页）胡适的说法，是他青年时说的，他的那种气质和风度，不要说现在的青年，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又有几个能有呢？在有关杨竞《林中响箭》的文章中说这件事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：现在的“青春写作”还需要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风度，我们除了激情和勇气之外，还要有对历史的了解，有对历史的同情，有对伪历史的分辨力，这样我们下笔时才能不虚妄，才能有持平之论，才能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。
